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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娱乐网站app 思想者|吴晓明:改革开放将中国带到了重要历史转折点,可能开启一种新的文明类型

2020-01-10 12:45:18 · 作者:匿名

电子娱乐网站app 思想者|吴晓明:改革开放将中国带到了重要历史转折点,可能开启一种新的文明类型

电子娱乐网站app,【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 在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看来,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处于一个历史的新坐标或者历史的转折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仅意味着它将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而且意味着它在完成现代化任务的同时将开启出一种新的文明类型。以下是他在“复旦人文智慧课堂”2019新年论坛上的演讲。

刚刚过去的2018年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纪念活动:一个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另一个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这两个纪念活动的交汇,意味着中国历史经过了40年的改革开放走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为什么这么说?今天,我尝试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和大家分享一下个人的一些思考。

改革开放具有怎样的世界历史意义?

可能跟我年龄差不多的人对20世纪最后10多年仍记忆犹新。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世界社会主义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这个挫折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当时一般的意识形态以及知识界的普遍氛围都认为世界历史出现了一个转折点,一些人认为马克思最终被送进了坟墓,马克思主义最终被送进了博物馆,而《共产党宣言》的结论最终破灭了。最能代表这种观点的是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写的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在我看来,这本书水平并不高,但是影响却很大。为什么大?因为他几乎说出了当时一般人心里认为的观点:在现代性当中、在资本主义的建制当中,世界历史走到了尽头。也就是说,人类历史大体上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格局当中已经最后完成了,不再可能有什么新的前景出现。福山的这本书主要引用了黑格尔历史哲学关于历史终结的一个说法,当然他实际上是通过法国的黑格尔主义者科耶夫来讨论此问题的。

然而,引发我关注的还有另一本书。几乎就在福山出这本书的同时,有一位法国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德里达,激愤于当时一般意识形态的短视以及当时知识界的无头脑,写了一本书,叫《马克思的幽灵》。德里达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对马克思或左翼特别有兴趣的人,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因为他觉得当时一般的意识形态太短视了,眼光如豆。德里达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今天也许不再具有现实的、肉体的存在,但它依然存在,它是一个幽灵般的存在。为什么?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现代世界的永恒的魔咒,现代世界的本质性当中必然包含着这一面。所以德里达认为,不要看到没有现实的马克思主义了,就以为马克思主义不存在了。而且他进一步说,不要以为幽灵般的存在就是不存在或者是无关紧要的存在,那才叫真正可怕的存在,为什么?因为幽灵总要一个肉体。说到“幽灵”这个词,我们马上会想到《共产党宣言》的开头——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的同盟。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在欧洲有没有什么现实的共产主义或者有肉体的共产主义?没有,它是一个幽灵般的存在。但这个幽灵般的存在是如此的可怕,以至于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为了驱逐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德里达当时从哲学上来探讨这个问题,他特别批评了福山的那本著作,但是他也更广泛地批评了当时一般的意识形态和知识界的基本氛围。

当然,德里达没有看到,我们也不能要求他看到,因为我们自己也还没有清楚地看到,当时有一支具有肉体的、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正在缓慢而有力地生成。这就是我们改革开放40年所走的道路,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这40年来的发展,特别是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瞩目,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为这是奇迹。英国前首相卡梅伦曾说,中国最近2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比起英国的工业革命快了很多倍。这话看来不是乱说的,因为我特意去请教了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他们告诉我事情确实如此。

40年来中国大地发生的变化,我们每个人都能切近地感受到。记得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时候,邓小平访问日本,在新干线上发表了一通很长的讲话。我当时心里就想着,哪天我到日本去,一定要去坐新干线。大概过了10多年,我到日本买了张车票坐新干线,但是感觉一般,因为新干线也就200多公里时速,而且震动比较大。后来,中国有了高铁。我特地买了一张车票到杭州,当时高铁时速开到350公里,又稳又快,确实令我感慨万千。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经历,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国家这些年的发展。

西方为何老觉得中国崛起就会争霸?

在演讲一开始我提到,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处于一个历史的新坐标或者历史的转折点。怎么理解这个转折点?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到新时代,有三个“意味着”。第一,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这是一个关于我们中华民族的叙事。第二,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这是一个关于社会主义的叙事。第三,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是关于世界历史的叙事。这三个叙事标志着中国的历史性发展进入了一个历史的新坐标。

这样的一个历史新坐标究竟怎样来描述才比较准确呢?简单来说,中华民族正在复兴的道路上,但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仅意味着它将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而且意味着它在完成现代化任务的同时将开启出一种新的文明类型。这种新的文明类型有两个基本的定向,一个定向来自于它的社会主义道路,另外一个定向来自于它独特的文化传统。所以大家要注意,我们谈强国,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化强国,前面还有四个字——社会主义。至于文化传统,我接下来还会讲到。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基辛格在《论中国》一著中讲,西方人擅长于下国际象棋,国际象棋的基本概念叫搏杀;中国人下围棋,围棋云遮雾罩,不下到最后,很难判出输赢。中国人擅长于这种方式,这是文化的性格或者说它传统上的独特性。

什么叫新的文明类型?如果大家去读十九大报告,最后一段第一句话叫“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个说法完全不可能在现代性当中得到规定,它只能在一种新的文明类型当中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最容易表明这一点的就是国际关系。比如说,什么叫人类命运共同体?什么叫新型大国关系?这样的概念在现代性的范围当中无法得到真正的理解。

我举一个例子。习近平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会面时讲到新型大国关系,说了一句很形象的话: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我们中国人觉得这句话说得太好了,可当时我看到电视上,奥巴马一脸茫然,显然听不懂。不要说奥巴马,即便是基辛格这样的中国问题专家,也未必能完全理解。因为按照基辛格的观点,现代国际秩序是建立在所谓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基础之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欧洲30年战争之后筋疲力竭的各国不得不妥协的结果。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基础是什么呢?基础就是均衡、均势。按照这样的框架,当年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由于德国崛起破坏了已经建立起来的世界平衡或者均势,因此出现了争霸战争。今天中国正在崛起,而且中国的崛起正在变换原有的均势。因此为了避免战争,为了避免中国的争霸,就要遏制中国,这完全合乎逻辑,当然,这是现代性的逻辑。持这种观点的人完全无法理解不争霸、和平主义地崛起,因为现代性的国际关系就是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基础之上,建立在以“丛林法则”来定向的均势之上。

现代性是历史的、有限度的

为什么中国在完成它的现代化任务的时候会开启一种新的文明类型?首先,现代性本身是历史的。现代性、现代世界、现代文明本身,都是历史的,有自己的出生、成长,有它的鼎盛时期、有它的文明贡献,也有它的衰老和死亡,这就是所谓“历史的”。我们现在使用“现代”这个词,仿佛它一直跟着我们,其实不对。严格来说,应该叫欧洲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现代文明首先是地域性的,是欧洲的文明。其次,它在特定的阶段上具有绝对的权力、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因而使它在这个意义上成为普遍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当中讲,由于资本来到世间,它使得非资本主义的民族从属于资本主义的民族,使农业的文明从属于工业的文明,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种从属关系是在特定阶段上的,亦即历史的,并不是说向来如此并且永恒如此。

现代文明以前的文明,以西方为例,大家会想到罗马。坦率地讲,罗马文明的贡献,罗马对当时世界的掌控,超过今天的美国。当罗马文明逐渐衰老并且死亡的时候,是野蛮的日尔曼人为欧洲重新注入了活力。现在我们讲两句英语好像觉得很文明,但只要好好分析一下英语就知道为什么称其为“野蛮的”。在现代英语当中,大概有三分之一是拉丁语,为什么?如果研究一下这些拉丁语,我们就会发现,大多是用来表示高等事物的,也就是说,在原来的盎格鲁萨克逊语当中谈论高等事物的词语是没有的。什么叫高等事物呢?哲学、神学、科学、医学、艺术,等等。但正是野蛮的日尔曼人在罗马世界陵替瓦解之际,为欧洲重新注入了活力,他们开创了现代文明,所以现代文明同样是历史的。

对中国整个的发展来讲,最为关键的是中华民族要完成现代化任务,但是完成现代化任务的同时,它又不得不开启出新的文明类型。为什么?因为中国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当中,最先抵达现代性的历史限度。现代性是有限度的,不是说它可以无限制地发展,作为一种历史的事物,它将在特定阶段上被一种新的文明类型所取代。

什么样的民族能承担“世界历史任务”

当现代文明衰老的时候,可能的情形之一就是由一种新的文明来取而代之,来开展出它的世界历史意义。我们现在很难明确地规定它,但是我想,像“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像“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说法当中都包含着这样的含义,因为它在现代性的框架当中是无法得到本质而全面的规定的。那么,什么样的民族——黑格尔称其为“世界历史民族”——能够承担这样的世界历史任务呢?我不想断言具体是哪个民族,但是完成这个任务是需要一些前提条件的。

第一,它应当是所谓“轴心期文明”。什么是“轴心期文明”?是指那些在距离今天2500年前就已经确立了自己的真正哲学,并且把自己的哲学保存在经典当中的民族。那么2500年前是什么时代呢?在中国是老子和孔子的时代,在印度是奥义书和佛陀的时代,在希腊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时代,在以色列是犹太先知的时代,所以这四家就属于“轴心期文明”。由于后来西方不仅有希腊源头,还有希伯来的源头,所以就变成了三家,即中国、印度、西方。有些民族可能在特定历史阶段上表现非常突出,似乎很有成就,但如果不属于“轴心期文明”,我不认为它们能够真正承担所谓世界历史任务。

第二,它要能够很好地占有现代文明的成果。也就是说,它不能拒绝现代文明,而是能够积极地吸收并占有这种文明。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有一个文化结合的锻炼。关于这一点,黑格尔和尼采都专门讨论过。黑格尔说,古代希腊人既有他们的传统,也面对着伟大的更加强势的东方文化,正是由于经历了文化结合的艰苦锻炼,希腊人才获得了他们应有的活力,并且开创出他们胜利和繁荣的时代。尼采说得更加清楚了,他说当时的希腊人几乎要被外来的文化压垮了,当时希腊的宗教几乎就是各种东方宗教的一场混战,有埃及的、巴比伦的、吕底亚的、闪族的,也许还有印度的。但是希腊人终于没有把他们的文化变成机械性的文化或装饰性的文化,因为他们牢记了德尔菲神庙那句格言:认识你自己。希腊人由此弄清楚自己真实的需要,整理好“那堆外来的杂物”,而没有长久地做东方的追随者。中国人在这方面也有过类似经历,较早的一次就是佛教的中国化。今天我们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包含着这种“文化结合的锻炼”,当然其内容和方式都有所不同。

第三,充满活力。没有活力,一点用都没有。没有活力,再文明也没用。有了活力,有点毛病、犯点错误,可以继续前进。当时野蛮的日尔曼人就是充满着活力,只有充满了活力的民族才有可能来承担新的世界历史任务。什么叫有活力?在我看来,主要是三个标准:一是,拼命干活的;二是,在人口方面能够恰当保持的;三是,愿意学习的。布热津斯基讲到北美的学生时说,他现在最担忧的是他们根本不愿意真正去学习,因为他们认为其所有的一切,尤其是他们的制度是最好的。

第四,要能为这个世界贡献出急需的东西。世界急需的东西是什么?我认为特别有两点:宽容与和平主义。而这正是包含在当代中国能够开启出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中的东西。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的汤因比曾这样说过:看来中国不仅承担着为半个世界,可能是为整个世界建立起和平前景的那样一种责任和义务。宽容与和平主义植根于中国哲学的本质之中,保存在2500年前的经典及其后来的不断解释中,正是这样的经典和解释使得我们在前进的过程当中,即便遇到各种艰难险阻、遇到很大的挑战,也能够在传统的复活和重建当中找到应对的办法,开启出超越现代性的可能性。还是以国际关系为例。现代世界的法则叫霸道,叫弱肉强食,而新的文明类型将能够开启新的“王道”。传统的说法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意思是说,远方的人不服气,怎么办呢?我们就在那里搞文化建设,文化建设搞好了,吸引你过来,你看了心服口服,于是就能“既来之则安之”。

今天的世界确实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挑战,而今天的中国在发展中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面前的困难、问题和挑战众多,注定不会是一片坦途。但是如果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的复兴到了这样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上,我们需要担负起新的历史任务,才能创造新的更大的奇迹,才能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整理人:王珍)

【思想者小传】

吴晓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导,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市哲学学会会长。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科学哲学和比较哲学。著有《思入时代的深处》《形而上学的没落》《马克思早期思想的逻辑发展》《科学与社会》《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概念》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复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照片由王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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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编:王珍 文字编辑:王珍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朱瓅